儿女的平安与健康成长是父母的最大愿望，领导干部不犯错误、不走弯路也是组织的殷切期盼。从个人成长和干部培养的角度来说，《问责条例》是党对领导干部的制度性“关爱”。 

　　领导干部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纪律的护航。就干部成长规律而言，一个领导干部从“锥处囊中”到“其末立见”，既有组织的苦心孤诣，也有个人的艰苦锻炼。少部分干部“戴着镣铐跳舞”，在群众的信任和期盼中汲取科学决策的养料，做出了响当当、实打实的业绩，经得起考验和磨砺，终于“化茧成蝶”，成为8800万党员中的领头雁。还有为数更多的干部把提醒当“耳旁风”，视纪律为“稻草人”，往往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“栽跟头”，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，最终折戟沉沙，倒在时代潮流的浪底。 

　　正因领导干部成长起来的艰辛不易，组织才对少数干部陷入泥潭有切肤之痛，真所谓“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”。 

　　一般而言，领导干部自由落体般坠入违法犯罪深渊也不是“一蹴而就”，而是“温水煮青蛙”，“由量到质”的转变。 

　　“玉痴”倪发科在身陷囹圄后，曾经发出过“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我两年，我犯下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”的抱怨。“组织提醒得太少”，虽有为己开脱之意，但也说明，组织信任有余而监督不足，后果十分严重。 

　　在党纪上问责是“扯袖、咬耳、红脸、出汗”，在违法量刑上轻则丢官去职，重则锒铛入狱。从经济学角度来说，触犯党纪政纪所付出的体制成本要比违法犯罪的社会成本要“轻得多”。由此而言，问责在前，问罪在后，是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的良方。立足长远、及早发现、从“小”切入，才能自我诊疗，及时杀灭“病毒”，挽救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。 

　　“严是爱、松是害”。作为领导干部，必须正确对待组织的教育、提醒和问责，并把这种特殊的关爱转化为力量源泉，廉洁从政、清白做人，才能赢得组织更大的信任，挑起更重的担子。倘若抵触组织的“救治”，无视组织的“敲打”，“油盐不进”，甚至是“刀枪不入”，可能终究有一天，会落到和倪发科一样下场。（杨坤）